新制度經濟學應用于保險中介制度研究的局限性新制度經濟學是從西方社會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其前提假設和實證資料主要以西方社會的歷史經驗為基礎,很少涉及非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制度的產生和變遷過程,因此用新制度經濟學來研究中國保險中介制度會受到嚴重的制約。具體表現(xiàn)為：
　　1．制度變遷模式方面。中國保險中介制度是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模式,不完全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新制度經濟學通常假定,各種行動團體(主要是各種市場組織)在環(huán)境變化時,對成本和收益進行理性分析以后,確認收益大于成本加上交易費用、潛在利潤之和時,才發(fā)生制度的創(chuàng)新和變遷。而且制度創(chuàng)新并非輕而易舉,存在現(xiàn)存法律的束縛和嚴重的時滯。但在我國經濟轉軌中,由于我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制約,制度變遷不可能采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常選用的需求誘致型模式,必須采取以供給主導型為主的模式,以加速轉軌進程。如果中國保險中介市場聽憑制度自然演化,現(xiàn)在不可能形成多少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可避免地陷入嚴重的混亂狀態(tài)。
　　2．制度供給主體的地位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假定市場中存在著相當完善的合作機制。只要市場規(guī)模、生產技術等外生變量使某些市場主體產生了制度創(chuàng)新潛在利潤的預期,那么這些市場主體就會自動組成第一行動集團,在確認最有利的制度選擇后,與第二行動集團合作完成制度創(chuàng)新。對此模型,我國已有學者提出修正,認為潛在利潤的出現(xiàn)只是第一行動集團得以組成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市場主體之間總有外部性問題阻礙其合作,所以必須用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作為補充。在中國,政府是制度供給主要主體,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制度變遷的主要形式。
　　3．制度供給主體的利益驅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承認,利益是制度供給主體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的驅動力,但以往的學者對利益沒有作更深入的界定和考察。事實上,利益有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分。在大多數情況下,機會主義行為(包括坑蒙拐騙、損人利己)有助于增進短期利益,但有損于長期利益。在高度成熟和穩(wěn)定的經濟體中,市場主體大多有長期經營的預期,長期利益是其行為的主要驅動力。中國處于轉軌時期,宏觀環(huán)境、經濟體制頻繁變動,市場主體通常難以把握和預測長期利益,存在行為短期化傾向,主要追求短期利益。在中國保險中介市場中,這在導致了大量的違規(guī)和機會主義行為。
　　中國保險中介存在于公有經濟為主導的保險市場中,這在公有制保險企業(yè),尤其是國有保險企業(yè)的治理結構問題,迄今為止一直是改革的難點。因此,在制度供給或其他市場行為方面,與新制度經濟學所設想的模式有較大不同,市場主體更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4．制度的實施方面。在西方市場經濟中,司法和行政均已高度成熟,具有較高的效率,而且制度變遷大多有明顯的誘致性。新制度經濟學注意到了制度實施中可能存在的違規(guī)問題,但沒有對此作展開詳細的研究。轉軌時期的中國,尤其是中國保險中介市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依然存在,制度的實施一直是個難題。所以,根據我國保險中介市場的具體情況,對制度實施的機制和有效性有必要加以研究。